“社会治理是推动更多力量参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抓手，也是避免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手段。”

上海市人大代表、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钱翊樑

　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，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。近年来，人民法院积极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牢固树立“抓前端、治未病”理念，积极参与社会治理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然而，面对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，法院工作仍有提升空间。比如，部分基层调解组织专职调解员配备不足，保障机制欠缺；部分地区诉前调解工作宣传引导机制不健全，人民群众“遇事找法院”惯性思维仍未消除等等。

　　对此，我建议：第一，持续优化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”的社会治理体系。要健全诉调对接机制，做好各部门、各组织紧密衔接、通力配合，进一步扩大数据共享，整合各方资源，扩大解纷效能。

　　第二，加强基层调解组织队伍建设。要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，提高调解工作能力，同时探索引入市场化运行机制，实行社会化有偿调解，借助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，拓宽化解矛盾纠纷的渠道。

　　第三，加强诉前调解工作的宣传引导。要让更多的市民群众了解多元解纷的途径和成效，改变人民群众“遇事找法院”的惯性思维，逐步做到“小事不出村（居）、大事不出镇（街道）”，努力创建“无讼村居（社区）”。

　　第四，优化诉前调解工作的综合评价机制。要重点做好地区万人成讼率等基本情况的考察。

（本报记者 郭燕 本报通讯员 吕怡宁 整理）